映象新闻

对于专业性问题，法院没有行政管理者的日常管理经验，因而不大可能考虑到行政所能考虑的方方面面，[45]都将行政权的功能优势假定为理所当然。

例如两个博物馆根据遗嘱要求就多幅未确定价值的名画进行平均分配。国有企业改制与下岗职工安置。

采取鼓励性规范确定行政机关积极实现目标的责任，而未直接指明如何实现目标，大概有以下考虑：第一，目标需逐步实现，同一时期各种目标并存，但有优先实现的顺序选择，事先无法要求实施机关必须采取何种措施或在特定时限内达成目标。对于一般信访事项的处理采取书面审查原则，以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为基础，必要时可以要求信访人、有关组织和人员说明情况。[29] 这些类型系笔者根据Y省省级信访机构（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获得的内部统计数据整理而得。预设模式是处理信访事项的技术工具，因此，二者的相关性，可运用该模式的作用对象，即行政信访处理的事项来检验。政府作出影响特定区域内民众利益的具体决策，给特定主体，带来预期利益的同时，也给其他主体带来不利益，这通常涉及经济发展，公共收入增长，改善公共条件或服务，环境保护等各种目标的权衡取舍。

相关决策内容的确定，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现实情况来具体决定。对于探究和发展行政机关应如何作为的方案，显然不是《条例》预设模式能够胜任的。本文考察美国宪法创制史学的主要线索和观点，包括业余史学派、帝国学派、进步学派、共识学派和思想意识学派。

进步主义者坚信，教育和对人性与日俱增的科学理解能够克服贫困、犯罪、战争等诸多社会问题。  摘要: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不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经常对美国开国元勋创制宪法的意图产生意见分歧。借助于华盛顿的书信和演讲，马歇尔认为，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邦联显然已奄奄一息、危若累卵。他们同样为宪法的创制制造了一个英雄的神话，令许多美国人直至今天依旧珍爱。

这样高调的民族主义蒙蔽了拉姆齐、威姆斯、马歇尔等人的眼目，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创制宪法所运用的不那么民主的方法。凡此种种抚慰之策换得南方腹地代表勉强同意新宪法。

相反，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及其他们的同时代人给人的印象是政治上温和的专业人士，他们坚信个人主动性、自由贸易和竞争的种种益处。然而，开国元勋仍旧是一群少数精英分子，其创建的政府框架反映出他们的等级世界观，并保护其主导的社会地位。不过，紧随内战而来的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有效地使宪法民主化了，宪法暗含的民主内容得以彰显出来。然而，到18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各邦之间恶性经济竞争，没有兑付的战争债券，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谢斯起义——尽管它失败了——这一系列社会难题让美国领导阶层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防止无节制的民主。

此外，许多联邦党人痛苦地意识到，宪法创设了一个比邦联政府更具有等级性的新政府，而且，起草和批准宪法所采用的某些方法也存在着法律上的疑问。Peter Onuf，Reflections on the Founding：Constitu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Bicentennial Perspective，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46，1989：341-375。  注释: （1）参见Charles R. Irish，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Law and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Vietnam，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5(2)，2007：243-254。在社会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群体，他们直言不讳，渴望对美国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任何殖民地的抵抗行为几乎都可以被解释成共和主义的实例，因此，在1990年代初期，思想意识派别开始失势。Forrest McDonald，We The People：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它决不认同因为祖先、观念、优越阶层、法定宗教和财产衍生的政治权力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差别。Richard Buel, Jr., Securing the Revolution: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1789-18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像查尔斯·比尔德这样的进步主义史学家揭示出开国元勋所捍卫的经济利益，及该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到他们创建强势中央政府的欲望。就像宪法的含混吸引了同一时代不同的美国人去诠释，它同样也给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留下悬念，激发起他们的兴趣。弗吉尼亚、纽约等关键的邦还在摇摆不定时，联邦党人中的三位重量级人物——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在纽约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在更本土化的层面上，波琳·梅尔的《从抵抗到革命》同样揭示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抵抗英国统治的悠久传统。经过长达数周的辩论，双方达成妥协：联邦立法分支的下议院(众议院)议席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联邦立法分支的上议院(参议院)则遵循平等原则，每邦拥有两个议席。他满怀信心地写道：理论上，宪法看起来精巧地将自由与安全融于一身，为国家昌盛奠定了根基，与此同时，宪法并没有减损州和人民的任何权利。

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福音运动、19世纪末民粹主义和工会运动影响，进步主义很快发展成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Daniel T. Rodgers，Republicanism：the Career of a Concept，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9(1)，1992。

联邦党人作家所描述的美国宪法价值观并不仅仅适用于美国人。以上各派的叙述众说纷纭、彼此冲突，这令开国元勋的形象矛盾重重，但还是可以理解。

这样的著作广受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他们以美国和德意志帝国为例来论证新兴国家的正当性。费城制宪会议55名代表中不乏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杰出人物。

1800年政权从联邦党人到杰斐逊共和党人的成功转换，1812年战争美国的劫后犹存(尽管有北方威胁脱离这一插曲)证明宪法创建一个更完善联盟使命的正确。1950年代表面上的社会共识让位给民权运动、肯尼迪总统遇刺、越战升级、反战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菲斯克将邦联时代描述成不确定与困惑的时期，他认为联邦运动需要所有的政治智慧和人民所有的好品性，以使尚未完工的国家之舟免于迎头撞上内斗之岩而粉身碎骨。Joyce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例如，由于亲身经历过美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业余学派史学家能够准确地评论那种激发联邦党人创建强势中央政府的强烈民族主义。在《宪法的原始含义：美国制宪中的政治与理念》(36)这部2001年普利策获奖著作中，作者杰克·N·雷克夫认为，在创制宪法时，制宪者没有一套系统的理念(或曰原始意图)。

此外，通过辩论宪法的起源，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萦绕在开国元勋心头的一些同样的疑问：人类有能力自治吗？在人类事务中，政府权力的适当角色和适当范围何在？政府能否既强大又民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检视美国宪法史是每一代美国人运用开国元勋的哲学来应对全新社会挑战的不懈尝试。出于对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厌恶以及保持国家团结以对抗社会主义的忡忡忧心，共识派学者力求从社会一致而非冲突的角度来弘扬民族的历史。

(16) 2.帝国学派 美国早期史学家对立宪的描述无不刻有时代的精神烙印。尽管注意到费城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之间存有分歧，马歇尔还是坚持认为，最终，联盟结合的重要性压倒了地方利益。

（5）1787年9月，宪法草案提交各邦批准。Shiwen Zhou，The Reform Strategy of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Pacific McGeorge Global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Law Journal，22，2009：69-74. （2）有关美国宪法编撰史学的文献为数众多，重要的文献有：Clyde W. Barrow，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US Constitution in Populist-Progressive Political Theor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9(1)，1988：111-128。结果是，宪法既是美国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邦联时期混乱的结果，它展示了美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贡献：个人主义。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霍夫斯塔特认为费城制宪会议代表对人类的罪恶和无可救药怀有一种鲜明的加尔文意识，并且同霍布斯一样相信人类自私好斗。

(21) 借助于浪漫主义，帝国学派的史学家将美国宪法描绘成出于实用主义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深入到美国独特的国民性中。就此而言，共识学派笔下的开国元勋与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观和价值取向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Gordon S. Wood，Confeder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The Critical Issues(Boston：Little，Brown，and Co.，1973). （3）Thomas Fleming, The Perils of Peace: Americ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After Yorktow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pp. 181-274。史学史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开启中国经济和教育改革进程，中美两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对方国家的宪政和法律体系。

9月17日这一天，毁誉参半的宪法草案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那么，哪一个学派的宪法解释更为精准呢？也许，一个建设性的回答是承认各个学派都有自己长处和不足。